在法院诉讼中发布法院活动信息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及合法利益。
45.孙雄：《监狱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页。看守所对被羁押人员的身体检查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体检所做的《检查表》是证明收押人员入所时身体状况最有力的证据，其能够直接反映出被羁押人员体表是否有伤痕、是否受到殴打等刑讯逼供。
有些看守所诊疗设备只有体温计、血压表和听诊器，药品也只能购置简单的感冒、发烧等常规药，而这是难以满足被羁押患者基本医疗需求的。看守所属于公安部门管辖，所以对于公安部门警务公开的要求同样适用于看守所。人权具有普遍性，《世界人权宣言》第2条指出：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3.对于关押人数与看守所医护人员配置的关系，参见公安部、卫生部联合印发的《看守所医疗机构设置基本标准》。监管民警带在押人员出所治疗有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和责任，例如河南汝州看守所两名工作人员，在医院看护外出就医的在押人员时，因擅离职守致使在押人员脱逃，自己也因此承担了相应的刑事责任。
由此可见，政府财政的支持力度是影响看守所医疗社会化改革最直接的因素。在2009年和2010年，我国看守所推行医疗社会化的地区还是少数，进行试点的个别地区多属东中部较发达地区。正如会议主办者所说,这次会议主要探讨复杂社会中的法律问题。
实际上,这类争论也是英国社会人类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间的争论。这样一种西方神话的建构绝不单单与帝国主义密切相关,因为对于社会的一种进化论的解释框架,无疑为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者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提供了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即在于,尽管一个社会与一个社会在制度上千差万别,但是它们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等级序列,通过这一等级序列,每一个社会都会逐渐达到社会发展的顶点。因而,博安南强调,情景和预设是人类学的基本问题,〔61〕他进而强调:因此,我不再追求如何对民族志模式加以比较,而是追求在把这些民族志的模式以某种新的并置放入时如何创造出情境来,还有就是在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假定的预设是什么。当然单单从本土社会概念出发来思考问题,一方面有可能会陷入到自我的泥潭中去,另一方面也会酝酿以文化相对论为依据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本土人类学研究者所应时时警醒的。
民族文学、音乐传统以及舞蹈和歌舞形式都被当作是一种民族传统而得到识别,而它们独特的特征也被加以概念化。在这样的主张之下,所有的个体行为都可以和法律牵涉上关系,当然所有的原始社会也便有了法律。
〔45〕 实际上,对法律现象的文化研究是基于对文化概念的谱系学的反思而展开的。在这一经验中,小而静态的、以亲属为基础的、受到习惯和带有惰性的习俗约束的社会群体,就由一种欧洲认同的虚幻的倒置以及殖民的统治所创造出来。他试图将现代世界市场发展的历史和理论,同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人生活的历程联系起来。一个文明人的国家只有一位国王、一部法律、一种信仰;而野蛮人的国家没有单一的主权,没有法律,没有单一的神,有的只是要求顺从的多种多样混乱不堪的权威形式。
持中间道路的学者则认为,对于原始法律的探究并非是要把在复杂的或者有文字社会中最初认识到的现象在简单社会中看到其完整的发展历程,而是要在简单社会中观察到粗略地代表着或者说预示着法律的那些行为方式。在今天,一个群体的文化已经离不开国家话语的塑造这一阶段。我赞同……去了解人们在思考基本的道德和法律问题时所使用的词语的必要性。我们应当在这样一种法律概念下来探讨问题,即法律是一套包括习俗在内的紧密相连的规则。
现在的人类学家更乐于相信,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原始社会的存在。接下来就要由部族中的年长者来倾听争执发生的始末,然后通过仲裁来宣告纠纷的解决。
毫无联系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标准被定义成是一种民族的文化并将其视为对于更大的人类文明的贡献。沃尔夫在为他的历史民族志写作寻找根据时就已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21〕 而强调过程论的学者,主要是以一些政治人类学家和部分法律人类学家为代表,政治人类学家像卡尔森、特纳等,〔22〕法律人类学家像博安南、奈德、斯达以及古里佛等。因而,她的观点重在说明而不在下断言,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跟她对于权力和等级的细微差异以及对于以年度为背景的结构变迁的敏锐观察分不开的。〔3 〕 应该说上述所有这些先驱性的研究,都是在西方法理学的解释框架中展开讨论的,直到功能论的人类学观点对法律的研究产生影响之后,这种局面才开始转变。种族观念在民族认同和假想的整合中占据着中心位置。更具体地讲,就是每一个种族、宗教或社会的群体都要有其文化上的认同。〔5 〕 先前的原始法律的研究与19世纪的进化论思潮密切关联,甚至可以说是这一思潮所造成的后果,当然也是人类学肇始的契机。
恰如雷德费尔德所暗示的,法律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座迷宫,在这座迷宫中,我们只能够尽我们所能来发现道路。〔10〕 原始社会的观念强化了一种对社会的共同信仰,这种信仰认为,社会要么是建基于血缘之上,要么是建基于地缘之上,而血缘和地缘的概念又分别对应于西方的种族和公民的概念。
由于20世纪初期功能主义和社会人类学的兴起,上述状况又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摩尔是用法律人类学经典的个案分析方法,讲述着一个新派学者津津乐道的历史与权力的话题。
塔这个字在当地人的眼中意味着是亲族们在一起居住的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所研究的问题,诸如婚姻、家庭、私有财产以及国家的发展等都是法律问题。
〔37〕 在这里,虽说摩尔所要批评的是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一书中对于法律民族志的解释学的观点,但她更直接的对话对象应该是解释学取向的法律人类学。〔63〕在这个方向上,法律只有放到文化的意义中才能够获得理解,这已经成为法律人类学家的一种共识。本来是民间社会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民俗,被研究者放大而成为一个群体乃至一个国家的同质性特征,并强迫安插在当地人的文化上,而不管这些特征是否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66〕 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一个对法律概念本身如何理解的问题。
美国人建构了一种文化和自然之间的对立,并有意将文化价值搁置在自然价值之上。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越来越不习惯于这种分支学科的狭窄思维方式,纷纷转向研究制度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将历史和政治经济观念引入到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中来。
〔65〕博安南所做的是在两套文化系统之间进行互译,即把在提伍人文化中所了解到的知识转述成英语文化世界中能够理解的文字。生活在现代法律之下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明确体验,即在确定我们自己的行为选择上,国家法律跟个人与文化方面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大不一样。
这样一种观点与强调文化独特性的路子是不大相同的。泰勒(Edward Tylor)将文化定义为是研究复杂的整体,包括作为社会的一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
概括地说,法律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发轫于19世纪的欧洲。现代法律人类学家对于这种文化分类具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转而关注特定的文化中真实的法律过程。二秩序与原始法律 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政治与法律问题的讨论是建立在社会秩序如何维持这一问题意识之上的。从秩序如何维持到纠纷如何解决,再到现在关注在一种文化的实践中的法律的意义。
〔54〕 对法律与文化关系的专门讨论出现于18世纪中叶,并通过19世纪晚期的欧洲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和社会科学思想而得以发展起来。持文化独特性观点的人认为,我们不能把一个社会的概念转化成其他社会的概念。
这样的法律制度本身是民族文化以及它们的文明水准的指标。〔73〕 在法学家派的人类学家看来,所谓法律就是透过政治的、军事的、教会的或其他的权威,即如法院、警察等法律机构,对于违反规则的行为加以负面的制裁。
这样的两种世界观,也带来了政治法律人类学对于秩序观念的两种理解。这样的关注导致了这批研究者从对纠纷解决的判决取向的解释转向了一种分析,这种分析并非是把本土规则当成是带有决定性的法律而是当成谈判的客体,当成是一种便于管理的资源。
